1931年8月,奉中共赣东特委的指示,与金维映一道来到瑞金县城,开始投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去。来到瑞金后,看到的不是闽西苏区那种欢腾景象,而是人心惶惶、人烟的反常现象。人们相聚在一起,不笑谈,不唱歌,仿佛警惕着什么,甚至在瑞金苏区看不到一个站岗放哨的赤卫想找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接头,可找了半天,连个人影都不见。
哪里知道,此时的瑞金,由于正在大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全县城乡处于一片恐慌和人人自危之中。
震惊之余,决心将此事的是与非弄个水落石出。他开始深入农村不动声色地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情况。很快,查清了瑞金的所谓“肃社会民主党”事件的真相。
此事源起于闽西,在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连受挫折,损失很大。在赤白交界区域的一些苏区群众,甚至出现“反水”现象。当时的苏区党将此事看得过于严重。恰好江西赣南苏区正在大张声势地开展肃“AB团”;加上中共中央又极左地反复强调苏区要严防“AB团”和“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的捣乱和破坏。这就使闽粤赣边苏区党的人错误地认为:闽西苏区革命斗争的受挫,就是“AB团”“社会民主党”在捣乱破坏的缘故。
1931年初,在闽西的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等共产国大会,战士吴拙哉喊出“社会民王党万岁!” 口号,其实他并不明白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但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新红十二军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闽西苏区确实存在"社会民主党”分子,这些人是反革命者。因此,一场拥护共产指示和路线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拉开了帷幕。闽西苏区立即开展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到处追查搜捕这些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由于严刑拷打,被诬人员又随意指认他人,更使打击面扩大化。
瑞金与福建闽西相毗邻,闽西的乱肃“社会民主党”之风,很快刮到了瑞金。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正是由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派选到瑞金工作的,他上任不久,就把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带到了瑞金。
由于思想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李添富成一个“左”得出奇的人物。李添富对闽西苏区那套肃“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很赞赏,认为是正确的革命行动。因而,他也在瑞金大搞肃"社会民主党”活动。
在瑞金,李添富亲自担任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凡是那些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或者平时不执行他那套“左”的做法的人,包括平时有某些错误或毛病的人,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乱捕乱杀,给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1931年6月间,瑞金革命、一任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被错杀。县苏维埃和总工会宣布解散。新成立的县苏维埃政府不到半个月,大部分干部又被带进了肃反委员会。7月,肃反转到区一级,以城关、桃阳等区为重点。区委、区苏维埃全体干部被抓,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也被扣留。据全国解放以后统计,在瑞金当时被李添富肃反错杀的革命者有700多人。
这样乱肃“社党分子”,滥杀无辜,瑞金苏区的民众能不人心惶惶,一片恐慌吗?
根据得来的大量的材料证实,操纵肃反大权的李添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他利用肃反滥杀无辜,此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为党造成了重大损失。认为,要立即制止瑞金乱杀“社党分子”的错误行为,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然后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为此,、谢唯俊、霍步青、余泽鸿、金维映、吴静焘商议:必须立即更换,以控事态,稳定局面,安抚人心。同时,推荐担任县委书记。后经赣东特委研究,决定由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由在瑞金处理李添富肃反扩大化的事件。
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此行风险也很大,但他毅然担起了扭转瑞金形势的重担。
上任后,迅速投入到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稳定局势、纠正偏差的工作中。在县城聚和店召开的瑞金部分党团骨干代表会议上,严肃指出,政治形势不稳当,必将极大地影响全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影响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苏维埃建设。因此,务必迅速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同时,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全面揭穿了李添富乱抓滥杀革命者的反革命行为。瑞金县革命群众要求处罚李添富的呼声不断高涨。
1931年9月底,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绵江中学内召开,会上,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他的县委书记、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同时,讨论通过了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婚姻法、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苏维埃政府。
之后,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李添富的罪行,并对其执行死刑。接着,又代表赣东特委、瑞金县委宣布了两项决定:一,立即停止杀人,凡已被供出名字被当做“社党分子”嫌疑对象一律宣布无罪;第二,已被关押拘捕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释放回家,让他们回乡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这两项决定一宣布,瑞金县被无辜关押的300名革命者免成刀下鬼,起死回生。肃反狂潮基本得到了遏制。全体与会代表与革命群众兴奋地四处奔走相告,称赞是救命恩人,是包公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