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区干部好作风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苏区干部群众在艰难困苦的奋斗历程中铸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为毛想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氛围、践行基础、发展环境和舆情条件,思想从产生到形成又为铸就苏区干部好作风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二者都是苏区时期苏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建设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伟大实践中集体努力下逐步发展形成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与形成初期的思想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促共进。
关键词:苏区干部好作风,思想,中央苏区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苏区干部群众在艰难困苦的奋斗历程中铸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它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曾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极好的和切近的参考。”[①]1951年8月,东曾为赣南老区送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1996年9月,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大!”并亲笔题词:“发扬江西苏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3年8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所在地的红都瑞金、将军县兴国、长征出发地于都,深情指出:“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正因为我们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②]并深刻强调:“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干部在思想、工作、生活和学习上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态度和行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拼搏中,在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用生命与鲜血构筑、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风尚和崇高品格,是苏区革命先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其内涵极为丰富,其主要方面可概述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意识,艰苦奋斗、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风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前仆后继的奉献精神,好学上进、积极进取、向群众学习的优良学风。苏区干部好作风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新时期能够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苏区干部好作风与东思想的形成是基本同步进行的,是在同一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形成并发展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精心地培育和敏锐地捕捉到苏区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闪烁着时代光芒的精神风貌和优良作风,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上及时、认真、科学地予以总结和倡导,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支持。东思想是以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样的,东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杰出代表。苏区干部好作风与东思想是两个不同范畴里的概念,但在形成过程中,二者相互依存,互促共进,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东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党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研究,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东思想也对苏区思想的形成提供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本文仅就苏区干部好作风与东思想的形成的关系渊源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氛围和践行基础,特别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也蕴涵了党的思想路线和东思想活的灵魂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建、保卫苏区(苏维埃区域的简称)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和思想动力,它是早期共产党人继承发扬无产阶级政党优良作风的综合风尚,也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风貌、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人民争相传颂、高度赞扬的社会风气,兴国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中唱到“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③],就是对中央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肯定。
苏区的时间起止跨度和要不要给出历史分期是有很大争议的,为了学术研究,可以稍微简单化变通处理一下,笔者认为苏区干部好作风从时间上来讲,开始于1928年5月(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展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跨度6年之久,本文暂且把这段时间跨度称作“苏区时期”;从地域上来说,它涵盖了当时所有的苏区,也就是说只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都可以称为苏区;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创建了第1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把瑞金定为,成为全国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形成了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主要发源地和形成地。这些时空范围内所有苏区干部身上反映出的积极的精神风貌、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等等都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在时空上的汇总,也是全国各苏区干部用生命和鲜血所铸就的优良作风的汇总,所以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艰难的过程。1930年,在给林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之下的农民斗争的至高形式”,[④]也就是说必须重视在广阔的农村坚持建立、发展、壮大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主的苏区根据地,并认为这些红军和红色区域(苏区)“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和完善,是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区干部好作风与东思想的形成都和苏区时期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时间段是在苏区时期,而且东思想形成的地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央苏区。从时空上来说,东思想诞生在苏区的时空里,而当时的苏区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主流,那些优良作风和高尚品格支撑着整个苏区,苏区干部好作风便为毛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氛围和践行基础。
同时,毛在苏区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进行了很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1930年进行的“寻乌调查”,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先导,对于确立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这也为毛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方法论基础。毛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孕育了毛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这样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毛才能切实了解中国具体国情实际,才能坚持真理努力同那些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作不懈的斗争,才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怒吼,才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说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铸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毛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也蕴涵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思想活的灵魂。当然,毛个人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和毛思想形成的贡献是高度一致的,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当时的国情实际和那个时代的客观要求。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为毛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营养、发展环境和舆情条件,集体智慧和集体风气的合力是毛思想形成的重要保证
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苏区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培育了苏区干部好作风,他们不但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主要培育者和实践者,而且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总结者和弘扬者。
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营养、发展环境和舆情条件,譬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风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前仆后继的奉献精神,好学上进、积极进取、向群众学习的优良学风。等等各种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的精神力量、思想态度和工作作风,这些都对毛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营养。那时的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历史上廉洁的政府,苏维埃工作人员也是中国历史上廉洁的人民公仆,这归功于苏区干部好作风,并在实践着成为毛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苏区政府是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对于吸引群众参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疯狂围剿、封锁,苏区经济生活异常艰难,但是苏区军民在党的带领下,冲突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苏区的革命事业不断曲折中发展壮大,这也是苏区军民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鼓舞下践行了独立自主的“萌芽”理论。虽然苏区干部好作风在文字上没有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概括,但在内涵上和实践中都已经深刻蕴涵着,这些不但对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提供了理论营养,同时对东思想的主体新民主主义理论等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土地政策、阶级分析方法、革命动力学说等方面,都吸收了苏区的宝贵经验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思想实。
苏区干部好作风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有自身的理论内涵,更具有实践能力。它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升华,同时又激励和指导以后的实践,给实践以动力支持。由于苏区时期处在战争年代,斗争形势残酷严峻,没有及时地完全总结归纳,上升到概念化的理论性高度。在红军长征胜利相对稳定以后,毛等对苏区时期的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发展,这时苏区干部好作风自觉渗透到了日益成熟的毛泽想中去了,苏区干部好作风为毛思想提供了优越的发展环境和舆情条件,使他能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凝聚广阔的集体力量,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推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想形成的标志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实践基础就是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苏区的革命斗争的极大精神动力和思想理论支持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就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而言,它源自的秋收起义,执行“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失败后退上井冈山,同时全国各地党组织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斗争,建立了很多的“工农武装割据”性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28年5月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党成立的第1个苏维埃性质的政府,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开始的标志,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就是在苏区干部好作风强大动力支持下的革命实践基础上逐步总结提炼形成的。
回到当时的苏区实际,那时党的执政经验并不丰富,但是,苏区干部好作风像一把犀利的精神武器,横扫苏区的一切不良风气和思想垃圾,尤其是在与“左”倾错误做斗争方面,更是表现出了强大的精神风貌,为毛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实践出真知”后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启示。苏区干部好作风和毛思想都不是无本之木,它们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同时又具有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天然优点,苏区干部好作风和毛思想都有“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共性。主要的是,二者都是集体智慧和集体风气的合力,而苏区干部好作风则成为是毛思想形成并成熟的重要环境和舆情保证。
三、毛思想的形成为苏区干部好作风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毛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铸就和弘扬作出了贡献
毛思想代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另外也是毛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集体优良风气支持和思想智慧的凝聚,同时,毛思想也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等提供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当时苏区残酷的革命斗争时期的一种优良风气的群体性表现,与毛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思想的形成又对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初步的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在苏区时期,当时的苏区政府非常缺乏执政经验,党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上受到共产的双重影响——既帮助又干预,还有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国内受到国民党反对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社会各阶层对中共褒贬不一,反动势力噪音不断,党内军内各种思想比较混乱,尤其是“左”倾错误思想还一度占据地位,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局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极为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由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来到中国“水土不服”,很多方面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加上党内“本本”主义者们恪守教条,盲目瞎指挥,使中国革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程度上都遭受了挫折和失败,这时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苏区实际出发,用初步形成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斗争,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苏区干部好作风进行倡导推广,在思想的方向指引和思想保证下,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大前提下,苏区干部好作风在生动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从而更好更多地吸引凝聚广大苏区群众投身革命,苏区干部广大军民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无私奉献,促使革命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这些充分说明了思想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思想指引作用重大。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候,党内“左”倾势力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没有坚持思想的正确理念,导致革命事业的严重失败,主力红军等苏区的创造者们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的征途。同时,苏区干部好作风也随着思想的逐步成熟,而在长征和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中继续薪火相传、不断升华。
总之,苏区干部好作风与思想的形成在苏区时期是基本同步进行的,二者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独立特征,它们都是各自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不论从时空上还是相互作用上都有割不断的关系,二者的渊源非常微妙,苏区干部好作风与思想的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促共进。作为一种优良的群体作风和社会风尚,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仅是属于老区人民的,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苏区干部好作风和思想一样,必将弘扬光大,不断传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再创辉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增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越宽越广贡献自己应有的时代力量。